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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外:與魯迅為鄰

          • 魯迅(1881–1936)是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 魯迅銅像 @上海魯迅公園(原虹口公園)/ 公園建成于1905年,現址為四川北路甜愛支路280號,園中有魯迅墓、魯迅紀念館,以及震撼近代史的尹奉吉義舉紀念地梅園。

          上外與魯迅是很有些緣分的,虹口校區對面那座有著百年歷史的公園里正安放著魯迅先生之墓。不僅如此,作為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魯迅其實首先是翻譯家、語言文字學家,他的文學活動以翻譯起,以翻譯終,翻譯的數量和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甚至超過他的創作。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的日記里寫到:“……午后同廣平攜海嬰并邀瑪理往上海大戲院觀《Dubrovsky》,甚佳。”這“甚佳”的影片翻譯者是姜椿芳。這部影片由普希金的小說改編而來,看片活動亦由姜椿芳組織。見魯迅先生到來姜椿芳十分高興,遞上了為這次放映出版的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紀念冊,介紹說,冊子里有關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敘述,就是根據魯迅所主編的《譯文》月刊的資料編輯成的。姜椿芳并且告訴魯迅,這部影片譯名《復仇艷遇》,是國民黨政府電影檢查會一再挑剔而改變,才成了現在的片名。魯迅帶著憤慨的口氣說,檢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題目改得面目全非,讓人們不知道這究竟是什么。因為影片即將放映,姜椿芳匆忙送給魯迅兩張贈票,懇請他下次再來看電影。未曾料到,這竟成了魯迅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

          新中國成立后,姜椿芳在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的領導和直接支持下創辦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附設上海俄文學校——正是今天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前身。為了紀念與魯迅先生的淵源,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文校名全稱標準字就采用《魯迅日記》(二函廿四卷)的手稿集字,自1956 年以來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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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魯迅為鄰

          文 / 朱磊(語言研究院)

          人長大了,對很多東西就變得麻木了。比如十二年前初到上外時,我對學校對面的魯迅公園是那樣神往,因為那里安葬著魯迅先生,可是現在呢,我好像總要把自己像曬棉被那樣使足了勁拍一拍,才能找到一點當初的感覺。朋友說,是“魯迅”被我當成地名用得太久了,可我知道,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長大了。在成人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確定無疑而不必驚異的,“魯迅”也不例外。當公交車上的機器一如既往地報著“魯迅公園——到了”,車廂里忙著去辦正事的成人們帶著對生活一貫的篤定,認為自己聽到了一個地名,于是:“到站了,快下!”;沒有人會想到魯迅,除非這時有個孩子突然說:“媽媽,魯迅呢……”

          后面的話我沒有聽到,因為我這個忙碌的成人也到站了。今天有口譯證書考試,所以下車的人特別多。人群朝著和魯迅公園一街之隔的一座巨大的門涌去,迅速匯合在門下,又迅速地分開。好像只有幾秒鐘,碩大的門洞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人,獨自看著前方。不錯,這就是我的母校上海外國語大學了。確切地說,這里現在只是本部,因為這些年來,母校就像所有的學校一樣越長越大了。

          校園里的成人們個個神情嚴肅,對此我早已習以為常。我們這里隔三差五就會有一場令成人們如臨大敵的考試,叫他們知道出人頭地的艱辛。說實話,在過去的十二年里,母校留給我的最深切的感受,也正是這儼然的成人氣象。當然,學校里并非沒有未成年人,相反,現在來這里的孩子是越來越小了。可是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成人的世界。校門口有專門的機構,為人們提供各種與外語相關的咨詢(很慚愧,我也曾坐在那里為人咨詢,雖然那些大大小小的考試和證書我現在還分不太清)。在這個時代,外語是成人世界里的一種重要資本,而且最好是在未成年時就去獲取。這一點,對于已經搬到另一個校區去的所有本科生自然也是一樣。這是他們將要進入的成人世界的現實。而成人們對于這里所進行的一切——包括它的目的、任務、價值……——的理解,其實就和他們對于“魯迅公園”的感覺一樣,都是那么篤定:在成人世界早已劃定的生活地圖里,誰不知道“外語”“口譯”(現在還要加上“金融”“財會”“公務員”等等吧)這些站點對于成功之路有多么重要?那么就趕緊奔著去吧。

          十二年前,當我決定來上外求學時,親友們認為我大概也是選了這么一個站點奔著去了。而且他們覺得我沒選好,因為我選擇的“外語”雖然是成功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但它似乎并非終點。有人干脆對我說:“你這樣以后去外國能干什么呢?教外語嗎?”因為當時典型的成功人士好像都在國外安居樂業。不過,這個問題其實和去不去國外也沒有關系,因為“只會外語”在國內也開始受到質疑了,有一句流行的話就叫“外語不是專業”嘛。

          對于這些成人的顧慮,我滿不在乎,因為我就是喜歡外語,這是唯一的、卻不可動搖的理由。直到來到學校之后,我才驚訝地發現,那些源自成人世界的考量,在這里不僅早已成為共識,而且正在化身成一個個我不可能滿不在乎的改革措施、培養方案,因為它們正試圖構成我在上外全部生活的基礎。從課程開始的第一天起,我的內心就沒有停止過和這個基礎里一些基本信條的辯論,因為我雖然明白成人世界的需求,卻不愿停止像孩子一樣地生活。在我的世界里,所有的語言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訴說著人類存在的神秘,它們在我的面前一一展開,既不是急需的知識,也不是復合的技能,可它們慢得深沉,純粹得美,我不能不為之吸引,也不能不為之辯護。

          我不相信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的,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同道中人。身邊這個偌大的外語王國,是隸屬于成人世界的。每天,它都在各種場合反復向我傳達著同一個提醒:請自覺適應成人世界的需求。如果外語沒有學好,它會說:你們這樣出去怎么得了?而如果外語學好了,它又會警告我們:你們只會外語出去怎么得了?于是大家都行動起來了,每天的行動又都在強化著那個提醒,并最終形成一股強大的氣場,從早晨睜眼的一刻起便籠罩著我們的生活。在這個氣場中,我這樣的人有時竟會搖身一變,成為適應成人世界的一種有些另類的榜樣,因為這個世界對效率的追逐和對利益的渴求刺激著人們關于外語技能的種種極端想象:頂尖的外語人才,如果能夠既會英語、又會法語、又會德語、又會俄語、又會日語、又會……哇塞,那還會是人嗎,簡直是一把超級瑞士軍刀。

          作為一把超級假冒的瑞士軍刀,我不知替那把想象中的瑞士軍刀擔了多少煩惱。不過,有時我也想,這個世界當然是需要刀的,包括瑞士軍刀。而在當下粗制濫造的風氣里,如果誰能堅持造出真正好的刀,那的確也是件難得的事情。每當這樣想時,我對身邊的這個外語王國又會多一些理解,因為它原本就是為了滿足成人世界的需求而建立的。六十年來,它最引為自豪之處,也正是自己精湛的水準、高超的技藝。它是盡職的,辛辛苦苦地對這個成人的世界盡職,所以苦口婆心地勸我們不斷調整自己,以依從現實社會的原則。可問題在于,某年某月,它開始立志要做一所大學,而大學之為大學,卻不在于它能培養技藝更高超、更實用的成人。恰恰相反,真正的大學總是不能沒有孩子的。

          所謂“孩子”,當然只是個比方的說法,就像所謂“成人”,和生理年齡并沒有必然聯系。比如安徒生,雖然活了七十歲,卻是個孩子,因為成人不會說“在這個人煙稠密的城市里,人們一層堆上一層地住在一起”——房子難道不就是這么蓋的嘛,有什么好稀奇?可孩子就是要稀奇一下的。刀當然也是很值得稀奇的,外語就不用說了。這些稀奇的東西,總會有人愿意拋開手頭的一切去探個究竟,弄到最后,搞不好還要拋開茶飯,拋開家產,甚至拋開小命。這些人都是孩子。他們非常可愛,可他們既然連自己的一點生活需求也不想考慮,又怎么會去考慮成人世界對刀或者外語的那許許多多現成化的需求?事實上,恐怕也只有真正的大學才有胸懷容得下這些人,這些任性的小孩,如果成人世界的技術重地竟也要由著他們胡來,可怎么得了?

          還有更麻煩的,因為孩子總是不停地問東問西,而且問得那么徹底、那么不留情面。比如我相信,在安徒生的那句話背后,其實就有一個問題,一個給所有城里人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這樣住在一起,有什么意義?”這種問題可叫人怎么回答呢?也許你已經忍不住想說:“多新鮮啊!你放眼看看上海,大家不就是這么過的?別人都活得好好的,就你屁話多。”可是,這種回答只不過看似強勢,它根本連問題的邊都沒碰到,而類似的問題簡直無窮無盡。一個人如果沒有準備好對自己生活的基礎進行徹底的反思,是絕對受不了它們的輪番轟炸的。而那些堅持把成人世界的需求當作自己最高準則的人,若想繼續保持鎮定,就只好認為對方有毛病。——“這些人!整天玩虛的,對社會有什么用?”在學校里,我總能聽到這樣憤怒的聲討。可是,一所真正的大學,恰恰就不把現實世界的原則想當然地作為自己的行為規范,因為這些首先是拷問的對象,并且正因為如此,真正的大學恐怕更加的現實,現實到要把我們光鮮生活的根基全都拔起來血淋淋地展覽,用一個哲學家的話說,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完成的或者哪怕僅僅承受的”。

          所以,一個已經是成人的人要想變成小孩子是很難很難的。有那么多的東西都不能放下,也不敢放下。因為沒有了這些,他那篤定的成人生活就沒有了方向、沒有了基礎——雖然他也不愿去想那個方向和基礎到底是哪里來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每天,校園里篤定的人們仍舊來來往往,川流不息,篤定地報名,篤定地“充電”,篤定地辦證,篤定地規劃人生,篤定地服務社會。小煩惱總是會有的,但那終究不是大問題。現在最大的問題倒是:我們總也解不開“大學”這個惱人的謎。本來做了一輩子勤勤懇懇的技術部,可是現在插進來這樣一件事情,真是叫人傷腦筋。答案想了一籮筐:大學能發四種文憑,大學的樓很大,大學人人搞科研,大學有基地,大學項目多……可是怎么聽,怎么還是一個技術部。有一種說法叫“大學要有大師”好像挺好的,可是到了成人的眼里,大師不是很會寫論文,就是一個技術部主任。

          我想,不獨是我們這里,其實各處的新老大學都飽受著大學之謎的折磨。而且,我們這里的折磨還算輕的,因為這里畢竟還在被成人世界用作技術重地,成人意識超強,所以一般人似乎都感染了些免疫力。比如“人文”這種東西,本來玄虛得嚇人,但有免疫力的人可以把它叫做“人文知識”,然后它就可以慢慢地也被理解為一種技術了。而且我的一位老師就曾明確說過:你們是該學點這種“虛”的技術,但是必須先把“實”的技術學好。

          如此一來,成人變小孩的問題雖然沒有解決,但有了這樣的免疫力,也就可以大致敷衍過去了。事實上,在我還是個學生的時候,我還能明顯地感到“大學之謎”帶給老師們的困惑,可是現在,因為有了許多新的說法,問題似乎又不那么嚴重了——雖然我瞪大了雙眼,只是看到一個比以前更加忙碌的成人世界。

          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我覺得成人世界的命運畢竟無法逃避的情況下,在我發覺自己竟也不可救藥地長成大人的情況下,在我感嘆連學生里的孩子也快要少到絕跡的情況下,有一天,我在母校新校區的中心建筑的中心看見了魯迅先生的塑像。我是多么多么的吃驚啊,可這竟是真的——就在那片浩瀚的成人世界的中心的中心,端坐著這個全中國最任性、最徹底、最不留情面的小孩!當然,我立刻想到了我們在本部與魯迅為鄰多年的事實,而且既然我們的校名也曾經是用了他的書法集字,我們和魯迅總還是有些緣分的。可是,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們原來是把他看得那樣重的,重到已經可以這樣正式地崇拜起來了。難道是我誤解了什么,還是我們這個成人世界根本疏忽了一點:要知道,這個孩子果真來了勁,能把腳下這片鋼筋水泥的地面掀起來弄個底朝天,看看那下面都是些什么朽腐的臭物!

          大概是我們麻痹了,或者是麻木了——就像我們對魯迅公園、對外語、對我們成人生活里一切的一切都麻木了一樣。魯迅,他現在是成人詞典里“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知曉古今、溝通中外的名人,又是我們的老鄰居,那他不就是我們再理想不過的有緣人嗎,所以很好很好很好。然而,如果我們只是這樣想,那可就真是白白和魯迅做了這么多年的鄰居。因為他的名字絕不好刻在一個偶像的座上,他也絕不會帶給前來朝拜的信徒一絲溫暖和寬慰。因為他永遠只與外面那個黑漆漆的現實同在,因為他要給我們看的,正是一個被孩子用所有的問題拷問得體無完膚的世界。

          這樣的人我知道的不多,因為大家都渴望一種精神的撫慰以使自己過得定心。大概希臘人可以算個例外吧,因為他們從小就知道諸神的意志是不可捉摸的。在我們的世界里,人們每天互相篤定地說:刷牙可以防止蛀牙,運動可以使人健康,可是希臘人則會說:如果你喜歡刷牙和運動,那你就去做吧,但如果諸神要你生蟲牙,如果諸神要降給你疾病和死亡,那便是你的命運。因此,希臘人是有悲劇的,而我們只有悲慘。因為希臘的孩子不需要神的眷顧,他們從小就有直面現實的、深沉的靈魂;而我們的成人生活在虛假的希望中,哪一天,如果聽說某個熟人好好的就得了癌癥,他們就仿佛突然看到了虛無的深淵。

          魯迅不是我們這樣的成人,他早就知道虛無,他在黑夜里的戰斗絕不是為了一個充滿假希望的白天。

          所以,當一個堅守著各種來自白天的現成信條的、篤篤定定的世界,居然尊奉起了黑夜里的魯迅先生,這可真是叫人吃驚。

          不過矛盾的是,能看見魯迅先生,我又在私心里覺得無比的高興。因為他讓我想起一種不麻木的生活,讓我感到一種真實的痛苦,雖然空頭的希望是不能給的,但這就沒有白活啊。況且,有他在,校園里至少就有了一個孩子,而且是一個永遠的孩子。這或許是一個好兆頭?

          啊,等一等,我怎么當場就開始空頭地希望了?還是不要這樣吧,雖說在這個六十年的儀式性的時候,撒一點空頭的希望也是常情。

          唉,所以說——又是魯迅說的——立論?難!好話總是容易說的,可“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這樣血淋淋的現實的話,又有幾個人能夠坦然承受呢?

          不過,既然我們是開始欣賞魯迅了,那么我們恐怕就得有這樣的準備。如果我們真地愿意與他為鄰,就得先問一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沉思現實——首先是關于自己的現實——的勇氣?比如,在這個儀式性的時刻,若把那些讓人自戀的成人世界的褒獎統統拋開,我們到底還剩下些什么?如果說未來的希望就像地上的路本是沒有的,我們又怎樣用雙腳去踏出一條真實的道路,無悔地走下去?

          原題為:“與魯迅為鄰——寫在母校成立六十年之際”(選自《語魅芬芳一甲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5-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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